1913年汉口高尔夫俱乐部上海挑战杯
源自苏格兰的现代高尔夫球运动，从19世纪中期开始，逐步传至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全球各地，成为一项家喻户晓的户外体育运动、国际性体育赛事和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现代高尔夫运动在世界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商业和殖民扩展。经过18-19两个世纪的侵略扩张，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永不日落的帝国”。到1920年，大英帝国辖下超过4亿1千2百万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辖地面积3,55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自1858年起，印度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但在一个世纪之前，即1757年，印度就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领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分别在1829年和1842年，成立了高尔夫俱乐部，早于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是法国的珀耳高尔夫俱乐部（Pau Golf Club），成立于185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开放了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五处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于1858年签署《天津条约》，开放了牛庄（营口）、台南、潮州（汕头）、登州（烟台）、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10个通商口岸。接着又在《北京条约》（1860）、《烟台条约》（1876）和续增条约中，开放了天津、大沽、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等口岸。英国和当时的列强纷纷来到这些城市经商、传教、设立领事馆和侨民属地，并开始传播西方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从历史上看，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借助于其炮舰政策在海外和中国扩展，进行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离不开一大批来自苏格兰的领事官员、军人、工程师、商人、医生、银行家、学者、传教士等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参与和贡献。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中国银器的学者皇甫安（Adrien von Ferscht）认为：“表面上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欧洲最小的国家苏格兰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特殊关系，但实际上，这一特殊关系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合还要长远”。
19世纪苏格兰茶叶快船
皇甫安所说的特殊关系，是指中国和苏格兰之间从17世纪便开始的茶叶、丝绸、瓷器和银器贸易。1700年以前，苏格兰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地区，地处欧洲边缘，缺乏自然资源。由于靠海，从16世纪开始，苏格兰的渔业和航海事业就比较发达，和荷兰、比利时之间的贸易和人员交流频繁。早期的高尔夫游戏、球具和球在两地之间有着长期的交流、引介和传播，致使部分高尔夫历史学者认为，现代高尔夫在苏格兰的起源，离不开荷兰早期的考尔夫（Kolf、Colf）游戏。2013年，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苏格兰中国协会会员伊恩·沃瑟斯彭博士（Ian Wotherspoon），在他的《苏格兰人和中国1750-2000：问题、见解和特性》（The Scots and China 1750-2000 Issues Ideas and Identities）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为什么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苏格兰的人民，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伴随着苏格兰在18-19世纪迅速进入工业化社会，苏格兰人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之内外寻找荣耀和财富，在中国也是如此”。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议会决定联合，成立大不列颠王国之后，苏格兰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苏格兰保留了独立的教育体制，成为全球第一个实施普及公共教育的国度。著名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高等学府，培育了世界上闻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引领了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格拉斯哥大学哲学教授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提出了“将最高的快乐带给最多的人”的功利主义准则。爱丁堡大学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有关实证、经验和因果律的观点。格拉斯哥大学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现代经济学之父在1776年发布了《国富论》，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现代商业社会建立了伦理基础，直接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在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开放的教育系统和海外扩展的需求，培育了无数的苏格兰青年选择进入了医学、工程、航运、建筑、地质、植物、农业等等领域，他们成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中坚力量，成功地服务于大英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进了蒸汽机，使人类跨入了工业社会。19世纪后半叶，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电话，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成为美国的钢铁大亨。随着英国殖民帝国在中国的扩张，苏格兰人的足迹也遍布中国，海军士官、领事官员、海关官员、工程师、医生、建筑师、商人、银行家、会计师等等纷纷来到中国开放口岸定居，传教士则深入中国内地，为主寻求新的皈依者。1834年，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苏格兰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合伙成立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他们看到商机，开始进入茶叶和鸦片贸易，直接参与游说英国政府对清政府发起了鸦片战争。1872年之后，怡和洋行在贸易之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修建铁路、船坞、工厂和矿山，开办船务和银行等业务。
怡和洋行苏格兰蓟花标记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海军的木制舰船在苏格兰建造的蒸汽机舰船面前不堪一击。1860年之后，皇家海军在长江上巡逻的军舰，大多数在格拉斯哥克莱德河边的造船厂制造。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铁路工程师玛礼逊（Gabriel James Morrison），1876年来到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第二年清政府收购了该铁路，将这一怪物拆除。之后，玛礼逊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并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副主席，负责租界的日常管理。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在香港发起成立了汇丰银行，1865年在上海开业，将现代银行业介绍到中国。1898年，当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地之后，两位苏格兰人先后成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第一任行政长官是骆仁廷（John Stewart Lockhart），任期从1902年到1921年。第二任行政长官是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任期从1927年到1930年民国政府收回威海卫。庄士敦曾经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19世纪中叶之后，苏格兰人成为大英帝国在华贸易和经商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口岸的不断开放，苏格兰人将自己的国球运动——高尔夫也带到了各个口岸。因此，几乎毫无例外，早期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出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口岸球场和俱乐部的发起人绝大多数是苏格兰人，一些关键人物甚至直接来自现代高尔夫的发源地——圣安德鲁斯和安格斯的卡奴斯蒂。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最早的高尔夫球场1870年出现在汉口，最早的高尔夫俱乐部是汉口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于1878年。之后，中国其它口岸也先后出现了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俱乐部：香港（1889）、烟台（1890）、上海（1894）、天津/营口（1895）、厦门（1897）、宜昌（1899）、北京（1900）、威海/福州（1901）、沈阳（1904）、镇江（1905）、青岛（1908）、广州（1910）、西藏（1912）、大连（1913）、台北/南宁/唐山（1919）、秦皇岛/丹东/哈尔滨（1921）、南京/梧州/抚顺/焦作（1920年代）、鞍山（1930年代）和长春（1934）。香港和台湾的高尔夫历史不在本书中论述。1878年汉口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是苏格兰人詹姆斯·菲利尔（James Ferrier），他出生于安格斯的卡奴斯蒂。父亲约翰曾经是卡奴斯蒂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和队长。菲利尔自小在卡奴斯蒂球场打球，是一位零差点的高尔夫球手。1860年代末期，菲利尔作为航海工程师来到中国，受雇于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1870年，菲利尔和几位苏格兰朋友在汉口修建了只有1-2个洞的原始高尔夫球场，开始打球娱乐，1878年发起成立了汉口高尔夫俱乐部。由于工作原因，作为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菲利尔经常随船往返于汉口和上海，1871年在上海也自建了只有几个洞的原始球场。他在上海定居后，于1894年发起创建了上海高尔夫俱乐部，并接着在有生之年亲力亲为，促进了汉口和上海高尔夫俱乐部之间的交流和比赛。
詹姆斯·菲利尔
19世纪末期的上海，外侨中有一半人来自于苏格兰。1894年上海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之时，跑马场只有几个洞的球场。一位读者在1893年6月2日给上海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写信，提请上海市政官员考虑建设一个公园，并建议建设一个正式的高尔夫球场，以满足当时上海半数以上苏格兰侨民打高尔夫球的需求。这位显然是来自苏格兰的读者写道：“上海应该建设一个公共区域，以便让所有的居民可以参加各类体育运动和各种游戏。在英伦群岛，不论男女老少，所有人到处都可以打高尔夫球。高尔夫在印度和所有的殖民地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游戏。即便在法国南部，约翰·布尔（John Bull）已经引进了他的高尔夫球杆和球。但是在上海，虽然半数以上的侨民是苏格兰人，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他们可以享受这一辉煌国民运动的地方。我们迫切地需要开辟一个草坪绿地，建设一座公园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上海高尔夫俱乐部（跑马场）
上海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布罗迪·奥古斯塔斯·克拉克（Brodie Augustus Clarke），1844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的奈恩市，1863年来到中国香港，在台湾中国海关短暂工作之后，1864－1865年任怡和洋行属下的一艘货轮的三副，到上海后受雇于怡和洋行上海分行，之后又调至怡和洋行汉口分行工作了10年。克拉克是共济会圣安德鲁斯分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华期间又发起成立了共济会中国北方分会。1891年自汉口返回上海后，他成为壳件洋行（Messrs. Hopkins, Dunn & Co.）的合伙人。来自苏格兰英弗尼斯郡的马经道（Duncan Houston Mackintosh），1880年加入汇丰银行，先后在新加坡、香港、汉口、神户、西贡和厦门工作，1895年任天津汇丰银行经理，是天津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
1900年代的天津高尔夫球场
北京乃至华北最早的高尔夫球场，建于1900年。负责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主要人士，是来自苏格兰圣安德鲁斯的奈哲尔·奥立分特（Nigel Oliphant）。奥立分特的祖先在12世纪曾经救过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后被封爵。奥立分特出生在圣安德鲁斯，父母当时的住房曾经是苏格兰玛丽皇后到圣安德鲁斯经常居住的地方。1897年，奥立分特的哥哥戴维到北京，成为英国驻华公使克洛德·麦克唐纳（Claude MacDonald）的秘书，不幸1900年在义和团攻打北京使馆区的战斗中丧生。1899年，奈哲尔受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的邀请，先北京英国公使馆作学员翻译，后在北京中国邮局任职，亲历了1900年6月1日到9月30日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的4个月。奥立分特是一位高尔夫爱好者，1900年9月份，他和英国公使馆体育俱乐部的几位代表，在西城郊外亲手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他在1901年出版的《1900年夏季北京使馆区围困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修建简易高尔夫球场的过程。
1928年北京跑马场高尔夫球场第3洞果岭
威海卫1898年出租给英国之后，威海刘公岛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训练基地。皇家海军1901年在刘公岛建设了9洞高尔夫俱乐部，俱乐部的主席是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来自苏格兰的骆仁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1907年，威海卫行政当局又在威海东门外大操场建成一处草坪高尔夫球场，组建了爱德华港高尔夫俱乐部。1920年，皇家海军军官苏格兰人易安·迈克尼尔（Ian Macnair）作为L15潜水艇三副来到威海卫，和夫人在刘公岛东端的9洞球场打球。1927年，迈克尼尔升任L27潜水艇舰长，再次到访威海卫。迈克尼尔的父亲，曾经两次赢得加尔各答高尔夫俱乐部的冠军，并荣任该俱乐部队长和终身副主席。
1920年代的威海卫刘公岛高尔夫球场
根据1904年的《拉萨条约》，英国人被允许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经商，并先后设立了贸易代表处。这些贸易代表处的人员大多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行政服务处（Indian Civil Service）或英国军队士官中通过考试选拔，人员大都是单身男性，许多来自苏格兰。对于这些在西藏的贸易代表来说，居住和生活条件极其单调和艰苦，因此，打猎、板球、曲棍球、足球、摔跤等成为这些单身汉们的业余爱好。1911年前后，来自苏格兰的年轻人在江孜建立简易高尔夫球场，将这一皇家古老运动带到了世界屋脊的西藏。
1910年代的江孜高尔夫球场（远处是江孜宗山古堡）
1905年成立的镇江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叫A.G. 艾尔德（Elder）的苏格兰人，他来自爱丁堡，在上海、九江和镇江海关工作了将近39年，在镇江海关担任首席评估师。1909年，上海市政公园管理委员会的主管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麦克格雷格（MacGregor）先生，在他的直接批准下，虹口娱乐场修建了一座新的9洞高尔夫球场。1912年，上海高尔夫俱乐部选中来自苏格兰的理查德·格拉汉姆（Richard Graham），担任俱乐部第一位驻场职业球手。格拉汉姆10月8日乘轮船抵达上海，到后便立即投入工作。他的球技高超，在跑马场9洞球场打出33杆，江湾18洞球场打出78杆。但不幸在一个多月后，这位在中国的第一位职业球手，由于心脏病突发，在睡眠中去世。沃尔特·休斯·科塞恩（Walter Hughes Corsane）来自圣安德鲁斯，是一位蒸汽轮船工程师，1902年来到汉口，在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的安平号轮船任三副。科塞恩1904年与合伙人一起，投资创办了汉口和利冰厂（Hankow Ice Works），1911年又投资创办了汉口汽水厂（Hankow Aerated Water Co.）。科塞恩是一位低差点业余高尔夫球手。1907年在汉口高尔夫俱乐部第一次赢得了上海挑战杯，1912年成为汉口高尔夫俱乐部队长，并第二次赢得冠军。1913年他作为俱乐部副队长第三次夺冠，因此得以永久保存上海高尔夫俱乐部赠给汉口的精美全银上海挑战杯。
1913年汉口高尔夫俱乐部上海挑战杯
1920年10月21日晚，北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在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举办晚宴，欢送会员A.H. 佛古森（Ferguson）调任香港渣打银行分行。来自苏格兰的佛古森曾经在1917-1918年连续两年担任北京高尔夫俱乐部队长，为俱乐部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离开时，佛古森为北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捐赠了一座佛古森杯，作为俱乐部的年度比赛奖品。自1921年起，俱乐部连续举办了几届佛古森杯邀请赛。苏格兰和中国早期高尔夫运动的关系，还可以从苏格兰的两个以中国命名的高尔夫奖杯，以及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高尔夫协会看出。“老兵”菲利尔的家乡卡奴斯蒂高尔夫俱乐部在20年代开始，开设了一个名为“上海杯”和另一个名为“中国杯”的年度比赛奖杯。苏格兰邓巴顿高尔夫俱乐部自1930年代起也设立了一个“上海杯”赛事。英国“中国高尔夫协会”（China Golfing Society）成立于1914年，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14年6月，14位曾经在华工作过的苏格兰人在爱尔郡坦波利高尔夫俱乐部聚会，决定成立“中国高尔夫”联谊会，会员是曾经在中国和远东工作过的英国人。由于一次大战，“中国高尔夫”的第二次聚会直到1921年6月才再次在坦波利举行。之后的9月份，包括夫人在内共20名会员参加了在英格兰奥德堡举行的周末高尔夫聚会。1922年，联谊会会员在苏格兰的克鲁登湾（Cruden Bay）聚会。之后，这一为英国“中国通”人士成立的高尔夫联谊会，基本固定在奥德堡，每年聚会一次。1936年4月，“中国高尔夫”正式改称为“中国高尔夫协会”，到二次大战前，会员人数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战后，协会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了代表。1949年5月21日，32位代表参加年会，并决定捐赠给上海虹桥高尔夫俱乐部50英镑，支持其恢复运营。今天，中国高尔夫协会会员多达300人，每年在苏格兰举办两次活动，在香港举办一次活动。协会和香港高尔夫俱乐部联系紧密，设有香港分会。纵观现代高尔夫运动在中国8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现代高尔夫运动发源于苏格兰，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扩展，苏格兰人成为高尔夫运动在英国以及全球的开拓和传播者；第二，近代中国开放口岸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几乎全部由苏格兰人和英国人建立和运营；第三，早期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大多和来自英国的跑马运动相关联；第四，中国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的历史要早于北美和大部分欧洲和大洋洲国家；第五，1950年之前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绝大多数只对外国人开放；第六，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中国人自己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第七，近代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大多是原始、简易、粗犷的球场，开始只有几个洞，大部分是9洞球场。北方的球场几乎没有草坪果岭，建设和维护成本很低，打球的费用也很低；第八，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在一些中国口岸和伪满洲国建立了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对外国旅游者开放。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应该不限于本书所列的中国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凡是设有以英美为首列国租界的城市，以及清政府主动对外开埠的城市，也可能建有简易高尔夫球场甚至俱乐部。比如《北华捷报》1923年8月4日来自安庆的一篇报道说，7月份由于处于雨季，圣保罗高中的网球场被迫关闭，学校在校区为学生建了一座5洞球场。1924年9月20日，该报的一篇来自内蒙古扎兰屯度假地的报道说，来年扎兰屯将建设一座高尔夫球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由于缺乏翔实的历史资料，其他一些开放城市，如宁波、汕头、九江、芜湖、温州等等是否历史上有高尔夫球场，我们尚无法证实和确认，有待于对中国近代高尔夫历史有兴趣的人士共同研究和发掘。《北华捷报》1934年4月11日发表了来自杭州的一篇报道，题为《浙江的雄心壮志；建设全中国的游乐园》（Playground of All China: Ambitious Scheme Drawn up for Chekiang）。文章写道：6月15日，浙江的1,000公里的公路将建成。省政府公布了一个初步规划，将在杭州投资建设一座跑马场，一座高尔夫球场，一个游泳池，并沿公路建设6座酒店，花费100万元在钱塘江上修建大桥。建成之后，杭州将成为中国东部通往各省的公路交通枢纽，并成为全中国的游乐城。报道说，对于这一计划“蒋介石将军和少帅张学良表示全身心支持”，并决定捐赠资金。这一项目将由省旅游局负责实施。由于连年的战事，浙江的这一计划最终成为纸上谈兵。笔者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长达80年的中国近代高尔夫历史尽管早于美洲、大部分欧洲和大洋洲国家，早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但这部历史实质上是外国侨民在中国开展高尔夫运动的历史。除了南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是由民国政府投资兴办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是由中国政府或中国投资人所创办。建国后，高尔夫运动在中国被取缔。1984年，在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趋势中，出现了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国家批准港商投资，在广东中山市建成了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并对外开放。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尔夫空白之后，现代高尔夫运动终于在中国再次成为一项引人入胜的户外体育活动。接着，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开始遍布中国各个省市，中国终于有了数百家中国人自己建立和运营的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比赛项目和老少皆宜的一项全球性体育运动，高尔夫在中国依然没有普及。中国区区数百家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远远无法实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高尔夫在中国依然还不是一项大众化的运动。因地制宜利用荒山、沙地、滩涂甚至绿化带等公共资源，由县市一级政府投资，建设大批简易的公共高尔夫球场，降低建设、运营和维护成本，让高尔夫回归自然，对广大公众开放，是中国高尔夫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高尔夫运动的大众化将是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试金石。谈到中国的高尔夫运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捶丸有可能是高尔夫运动的鼻祖。有关捶丸的历史著述很多，也不乏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们的研究和论文。起源于宋朝的捶丸，迄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宫廷游戏在器具和规则等方面和现代高尔夫球颇为相似。但是，作为一种使用棍棒击球的游戏，捶丸和历史上其它棍棒击球游戏一样，只能说是和现代高尔夫有相似之处。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捶丸和我们今天依然在参与的现代高尔夫运动，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准备涉及或讨论捶丸，而是论述一下源自苏格兰的现代高尔夫运动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一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以我们粗浅的研究，抛砖引玉，引起同样对中国高尔夫发展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和球友的兴趣，和我们共享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素材，更好地弘扬现代高尔夫的历史和文化。本书编著过程中，参考了吴一非先生2017年和2022年先后在《高尔夫》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近代高尔夫编年史》一文，在此表示感谢。（未完待续）
（编者注：这是高尔夫收藏和历史学者邢文军和迈斯特（Christoph Meister）编著的《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一书的序言。本书是编者近10年的研究成果，将按照中国早期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在各个城市建设成立的大致年代顺序编排，分为汉口、烟台、上海、天津、营口、厦门、宜昌、北京、威海、福州、沈阳、镇江、青岛、广州、西藏甘孜、大连/旅顺、南宁、唐山、秦皇岛/北戴河、丹东、哈尔滨、南京、梧州、抚顺、焦作、鞍山/汤岗子和长春等各章。香港和台湾的高尔夫历史不在本书中论述。全书大约13万字，预计在今年六月份精装印刷出版。之后，将在欧洲出英文版。本文在《高尔夫》杂志2022年3月刊发表。）
邢文军博士是高尔夫传承博物馆馆长。邢文军196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1995年创办英文《中国汽车要闻》（China BusinessUpdate－Automotive) 和英文《中国汽车评论》 (China Automotive Review)。2013年，邢文军先生收购了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城一位高尔夫收藏者的全部藏品，将大部分运回国内，2016年在山东威海市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高尔夫博物馆－高尔夫传承博物馆（www.golfheritagemuseum.com）。博物馆的宗旨是弘扬高尔夫的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免费对外预约开放。邢文军是2016年成立的中华高尔夫收藏协会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作者电子邮箱 wxingcbu@gmail.com
